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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信谋反是冤案刘邦知道韩信被诛后很惋惜

发布时间:2020-12-25 06:51:02 阅读: 来源:铝罐厂家

韩信谋反是冤案!刘邦知道韩信被诛后很惋惜

韩信墓旧建有庙,据《灵石县志》(清·嘉庆本)记载:“汉高祖征陈豨于代返岭上,会吕后杀侯长乐宫之钟室,函首送帝所,遂葬焉。”元代《重修汉淮阴侯庙记》碑文称,韩信“庙始金明昌”。也就是说,韩信庙最早建于金朝明昌年间,即公元1190——1195年间。以后历代,韩信庙屡加修葺,亦称韩侯祠,成为秦晋古道上一处名胜之地,往来公卿多所拜谒,且多数留诗留文。故历史上咏韩信墓祠诗文之多,令人目不暇接。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惜其才,怜其死。如明代诗人于谦所作七律《过韩侯祠》云:“蹑足危机肇子房,将军不解避锋芒,功成自合归真主,守土何须乞假王。汉帝规模应豁达,蒯生筹策岂忠良?荒坟埋骨腰山路,驻马令人一叹伤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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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众多咏韩信墓祠的诗文中,唯有清人关中王志湉的一幅对联比较特别,这幅对联当时就镶嵌在韩信庙大门两侧,曰:“力拔山气盖世见公束手,歌大风思猛土为子伤怀。”上联说力拔山气盖世的项羽在韩信面前都束手无策,下联说汉高祖作大风歌思猛土是在为韩信伤怀。

王志恬的这个观点道出了韩信被诛这桩历史迷案中一个重要事实:韩信被诛后,汉高祖刘邦心中是很惋惜的。

其实,这个观点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就早已说过的,“高祖已从豨军来,至,见信死,且喜且怜之”。司马迁以春秋之笔写史实,字字珠玑,句句千钧,一个“怜”字,道出了刘邦对韩信的一片珍爱惋惜之情。

那么,汉高祖刘邦在惋惜什么呢?韩信不是造反了吗?死有余辜才对呵!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历史,就会发现,造成韩信悲剧结局的既非其功高震主,亦非其谋反与否,根本原因在于韩信自身的时代局限性和政治局限性。

韩信所处的年代是公元前196年之前。当时,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妇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动荡时期。在这之前,东周存在的515年中,东周朝廷基本上就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架子,诸侯国各自为政,互相攻伐,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。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吸取东周的前车之鉴,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秦朝。但新兴的秦王朝犹如昙花一现,仅仅延续了15个年头就灭亡了。在漫漫历史长河中,15年不过眨眼瞬间耳。当时,尽管奴隶制的社会格局已经远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,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,奴隶制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观念还有很大市场,尤其在一些没落贵族心中更是根深蒂固。韩信就是其中一个主要代表人物。

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韩信,是一位军事巨人,但同时又是一个政治侏儒。正如前任灵石县长耿彦波在《灵石八景序要》中所言,“治军天才,治政无方”。韩信是一个王孙,心中时刻想着要光宗耀祖,有着远大抱负。“韩信虽为布衣时,其志与众异。其母死,贫无以葬,然乃行营高敞地,令其旁可置万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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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必然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。韩信的政治理想,在他被刘邦筑坛拜将后和刘邦的一段对话中,表述得比较清楚。所谓:“今大王诚能反其道:任天下武勇,何所不诛!以天下城邑封功臣,何所不服!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,何所不散!”在这里,韩信强调了“以天下城邑封功臣”的观点,也表明了对自身的价值取向。

正是因了这个价值取向,才有了后来逼封齐王的举动;也是因了这个取向,才会在后来武陟和蒯通劝其“参分天下王之”、“参分天下,鼎足而居”时,“韩信犹豫不忍倍汉,又自以为功多,汉终不夺我齐”,并表示“虽死不易”。

可见,韩信的理想就是作一方诸侯,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,其愿足矣!但他的这个理想是和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,也是和代表当时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、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刘氏集团的利益相冲突的,因此是注定要以悲剧收场的。刘邦建立的是一个中央集奴制的封建王朝,他要做皇帝,他决不允许任一个脱离节制的诸侯王存在。君不见,与韩信并称为“汉初三杰”的张良、萧何并未因功高而获罪,而和韩信同时的彭越、英布、陈豨等七个异姓王却无一幸免,就是这个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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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说,韩信的悲剧,是一个时代的悲剧。正如唐代诗人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所言:“灭六国者六国也,非秦也,族秦者秦也,非天下也”。杀韩信者韩信也,是韩信自身的时代和政治局限性造就了韩信的悲剧。作为一个逝去了的时代的代表人物,尽管天赋异禀,但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已成昨日黄花,他也是注定了要被淘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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