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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家庭教育不马虎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1:07:24 阅读: 来源:铝罐厂家

有《皇明祖训》的规矩管着,作为“第一家庭”的皇子,生活中要遵守的规矩自然颇多,而其中最重要的规矩,当属教育的规矩。

出身穷人,自己没读过多少书,但显然他很明白“再穷不能穷教育”的道理,明朝宫廷教育的规矩,基本都是他设立的。这其中又分为两个环节:1,对皇帝本人的日常教育。2,对太子的教育培养。

这其中的第一条——对皇帝本人的日常教育,放在朱元璋身上,是很以身作则的。早年他还不是皇帝,刚刚扯旗造反的时候,就很重视日常的学习充电。每天都要 开会学习,按《明史》的说法叫“令儒者陈说古人书义”,即身边的文臣谋士给他讲课,主要讲历史——历代帝王打天下及治国的历史,目的也很简单,现学现用, 什么招数有用学什么。他最感兴趣的人物是,学的最多的是刘邦,从待人接物到战策谋略,好多都是有样学样。等着大明朝建国,当年给他讲课的儒生,大多都 成了明朝开国重臣,比如明朝首任丞相李善长,以及明朝首任都察院左都御史,大名鼎鼎的军师。而这种战争年代的学习方法,也以制度化的方式保留下来, 变成两种贯穿明朝兴衰始终的常用教育制度——经筵和日讲。

所谓“经筵”,按照现代的话说,就是文史研讨会。即由皇帝召集文臣,探讨读 经史子集的心得体会。这项活动并非明朝首创。之前的几个朝代也都有。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执政的时期,应该是“经筵”活动举行最为频繁的时期。战争年代尝 到听课甜头的朱元璋,对这种上课方式钟爱有加。而且战争年代文化低的朱元璋,在课堂上主要是听别人讲,而当了皇帝后的朱元璋,则喜欢跟人探讨,按照《明 史》的记录,刚登基时的朱元璋,“经筵”几乎天天开,每天都召集文臣儒士前来,探讨历代治国的兴亡得失。后来工作忙了,可“经筵”还是放不下,隔三差五就 要开一次,不但听别人讲,更自己发表意见,探讨的内容,主要是《大学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唐律》,不但探讨学术内容,更古为今用,商讨治国政策,明朝开国 后许多律法的制订,乃至教育,军事,外交等制度的确立,都是这么探讨出来的。比较有影响的一件事是,正是一次经筵时,有文臣提出了“君之视臣如土芥, 则称视君如寇仇”的观点,引得朱元璋大怒,当场大骂说:如果这个老头活到现在,我肯定砍了他。孟子本人,当然没被朱元璋砍了,但孟子的像,却被朱元璋搬出 了孔庙,他几千年配享孔庙的资格,就这样被朱元璋取消了。

但总的说来,朱元璋时代的经筵活动,对于明初各项国家政策的制订,主要作用 还是积极的,尤其是当时明朝历经战乱,百废待兴,通过经筵,可以探讨历代治国的得失,商讨正确的治国策略,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,公费教育政策,乃至国民福 利政策,许多都是通过经筵得以确定的。同时,经筵也成了朱元璋特殊的“官员选拔会”,许多名列《明史》,以治民著称的“循吏”,都是通过经筵崭露头角,得 以被朱元璋委以重任,从此青史留名的。在朱元璋身后,从建文帝到宣德帝时期,经筵皆是当朝帝王重要的政治活动,然而,那时候的经筵,在制度上 并无明确的规定,每年搞多少场,每场搞多大规模,每场在哪里讲,多长时间搞一次,全凭皇帝自觉。当然,那几位皇帝也很自觉。

而到了朱 元璋的重重孙——明英宗登基的时候。经筵,终于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,而这件事情的促成,却是因一起“偶然事件”,先是尚健在的明宣宗朱瞻基,命 阁臣杨士奇起草诏书,宣告皇太子朱祁镇出阁读书,谁知诏书前脚刚下完,后脚朱瞻基就驾崩了。年仅九岁的朱祁镇仓促即位,虽然身份从“太子”变成了“皇 帝”,可教育工作还是不能放松,于是杨士奇就上奏说:皇帝接受教育,与太子和亲王都不同,应该命礼部详细的制订规则,以“经筵”为方式进行。明英宗准奏, 于是经筵,也就有了其固定的模式:每月三场,分别是当月的初二,十二,二十二三天,地点在文华殿,讲课的讲案,要设在皇帝坐的御案稍东,早晨先由司礼监的 太监呈上当日要讲的经书,书是《大学》,经是《尚书》,两书都要放在御案上,《大学》放在御案的东侧,《尚书》放在御案的西侧。每次讲课,设讲官俩人,要 提前写好讲义,预放在讲案上,是日早朝过后,皇帝亲临经筵,三师三少等重臣先行三叩九拜礼,由鸿胪寺官引导依次上殿。两个讲官一东一西出班,先给皇帝行叩 头礼,然后伺候皇帝听课的展书官,上前帮皇帝把书打开,等讲官讲完了,再由展书官跪着上前把书合上,等着讲课结束后,皇帝还要御赐大臣酒饭,各官员先行叩 拜礼给皇帝,然后到左顺门吃饭,吃完后回来再向皇帝行谢恩礼。一场经筵才算结束。且不说听课的辛苦,就这套前后的繁文缛节,也足够把人累的够呛。

虽然累的够呛,但对于参与的官员来说,经筵却有着重要的意义,首先要参与经筵,得够品级。主持经筵的,不是内阁大学士就是勋臣,都是朝廷的重量级人物, 而经筵的讲官,则主要由翰林学士充任,担任讲课的翰林学士,也基本属于朝廷的重点培养对象,未来很可能就是国家的顶梁重臣,比如朱祁镇执政的第二个时代 ——天顺年间的两位内阁重臣李贤和彭时,便是朱祁镇九岁登基时的经筵讲官。所以,在参加经筵的这件事上,大臣们既相当有兴趣,又相当积极。

大臣们有兴趣,可皇帝们,却是越发的没兴趣。事实是,当经筵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模式确立后,之后明朝历代皇帝参加经筵的次数与态度,却是一代不如一代。朱 祁镇的儿子明宪宗朱见深,以及孙子明孝宗朱樘两代执政时期,尚能保证经筵的如期举行,可朱见深参加经筵时,就已经越发没有积极性,按照《明实录》的说 法,他经常无精打采的听,听完了连话都懒得多,如此消极,连大臣们也看不下去了,御史陈音就曾上奏说:皇上您参加经筵,不能光听我们说,您也得提问题啊。 再到后来,经筵举行的次数,就越来越少,本来应该按时举行的经筵,经常会以各种理由取消,按照《明史》的说法就是“进讲之日少,辍讲之日多”,皇上也学会 旷课了。

而到了明武宗以及之后的皇帝,不但逃课,而且还学会了逃学。明武宗时期破天荒的规定,把每月应该三次的经筵,减少为每 月一次。之后他的堂弟明世宗即位,还曾下旨取消经筵。后来的皇帝更过分:本来经筵是每个月三次,他改成分“春讲”和“秋讲”,每年讲两次 意思意思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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